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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

2019-04-07 10: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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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6-05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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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洛阳博物馆集中收藏有洛阳地区出土的上自史前,下迄明清时期的各类珍贵文物,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、汉唐陶俑、唐三彩和宋代瓷器等,藏品数量较大,种类丰富,富有地域特色,在中国文物界占有一定的地位。 名称:方格纹铜鼎时代:二里头文化(约公元前21世纪-前13世纪)后期规格:通高20厘米,口径15.3厘米 简介:

  夏、商、周三代承替延续千年之久,创造了绚丽灿烂的青铜文化,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其中,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,一般有圆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,被称之为“国之重器”,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。

  据有关文献记载,氏族社会晚期,中原大地洪水滔天,华夏诸族共推大禹治理水患。大禹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因势利导,凿阙开河,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,终于降服水患,实现了河晏水清,天下太平。于是,华夏诸族推大禹为领袖。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,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,铸造九鼎,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、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,以一鼎象征一州,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。

  这样,‘九州’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,‘九鼎’也就成了国家和权力的象征。千百年来,鼎被赋予太多的神秘色彩,已经浓缩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,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。

  这件青铜器于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,鼎收口、圆腹、平底、锥状三足,沿上铸二环形立耳,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。该鼎合抱模铸风格,端庄规整,但略显稚拙粗糙,纹饰图案具象朴素。方格纹铜鼎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,号称“华夏第一鼎”,堪称国之重宝。 名称:绿松石龙形器时代:二里头文化(约公元前21世纪-前16世纪)后期规格:长约65厘米,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、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。简介:2002年春,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的一座墓葬时,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——长约65厘米,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、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,其中,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.2厘米,厚度约0.1厘米。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,并伸出许多条龙须或鬓,吻部微突出,额面中脊鼻梁明显,梭形眼眶对称。龙身略弯曲,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,全身布满菱形鳞纹,尾尖内蜷。在龙形器尾端不远处,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,与“龙体”近乎垂直。

  与今人喜金好玉不同,夏商时期,绿松石一直被人们视为宝石,多为贵族所使用。因此,凡出土有绿松石饰物的墓葬,多是等级很高的墓葬。“在绿松石龙出土之前,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3件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,色彩绚丽、制作精美,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。”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说,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宛若一条游龙,在早期龙形器中十分罕见,是当之无愧的“超级国宝”,被命名为“中国龙”。 名称:玉璋 时代:二里头文化(约公元前21世纪-前16世纪)后期规格:长48.5厘米,呈扁平长方体状,一端斜刃,另一端有穿孔。简介:

 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,玉璋主要盛行于夏商时期,是古人在祭祀、朝会、交聘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玉之一。

  夏商周时期,是中华民族礼仪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。在礼仪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中,玉逐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,成为古人在祭祀、朝会、交聘等礼仪场合所使用的重要器物之一。1975年,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玉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  该玉璋长48.5厘米,呈扁平长方体状,前端薄而宽,两面扁平,刃口略凹呈弧形;后端两侧有齿饰,与两面齿饰对应处留有平行阴线;长方柄,柄前正中有穿孔。玉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,主要流行于夏代和商代。迄今为止,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玉璋出土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。而在我国出土的玉璋中,商代以后的玉璋较少,战国以后的玉璋几乎见不到。 名称:母鼓铜方罍时代:商代规格:通高50,肩宽33厘米 简介:母鼓方罍(léi),1963年,出土于洛阳北窑。母鼓方罍就是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。

  罍是一种酒器,流行于商周时期。母鼓铜方罍方体溜肩,直口围足,盖子四阿屋顶形,兽首衔耳,下腹有兽首鋬颈和肩饰龙纹,腹饰长鸟纹和垂叶龙纹,盖和圈足饰兽面和龙纹。盖内器口各有“母鼓”二字。通体均饰以龙纹、云雷纹组成的浮雕兽面,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,器盖似四面起坡的屋顶,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,盖内铸有铭文“母鼓”二字,应是鼓国女子嫁与母氏男子所得的称谓。整件器型外形稳重大气,器身纹饰华丽,在商代晚期流行一时,是商晚期青铜酒器中的精品。 名称:玉戈时代:商代规格:长48厘米 简介:1985年出土于洛宁县陈吴乡西寨子村的玉戈,长48厘米,锋呈斜三角形,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,其形状虽类似后来的匕首,却实为礼器。古人将石之美者称为“玉”,后来这些玲珑剔透的美玉更是被赋予通达神明的内涵。戈是夏商周三代常用的一种兵器。其中,以玉为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,流行于商周。因此玉戈普遍出土于商周时期的墓葬之中。

  玉戈形制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:夏商早期为玉戈兴起阶段,此时玉戈尺寸普遍较大,一般在30厘米左右,最长的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,长97厘米。同时,该时期的玉戈援部略呈弧度,多数无中脊,仅有钝脊,纹饰简单或无纹饰。

  商晚期和西周是玉戈的流行时期,此时玉戈的尺寸明显变小,大的有15厘米至20厘米长,小的有4厘米至5厘米长。玉戈分直身、弯身两种,皆有中脊或三脊,纹饰也复杂化,有粗阳纹、兽面纹和变形云纹等。西周以后,玉戈逐渐消亡,汉代以后基本绝迹。

  作为一种礼器,玉戈主要用于祈求力量与胜利,彰显威严与等级。大玉戈可以摆在屋子里或者挂在墙上,用来辟邪;小玉戈可以挂在腰间或脖颈,用于彰显威严或祈求胜利等。这种形制的玉戈也常见于四川金沙、三星堆遗址,应是中原文化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。 名称:玉钺时代:商代(公元前1600年-前1046年) 规格:纵14.3厘米,横11.3厘米,厚1.5厘米,孔径5.2厘米。简介:作为一种斧形玉器,“王”字之源,玉钺是王权之象征,代表着生杀大权。钺应由石斧演变而来。

  由于玉钺具有宽大、厚重的特征,所以成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,象征着权力和威严。据《说文》载:“钺,王斧也。”《尚书》载:“王左杖黄钺。”这说明玉钺象征着王权,象征着生杀大权,象征着刑罚。“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,‘王’字就画成‘戉’形。”高西省说,最早的“王”字就是由“戉”演变而来的,表明在文明时代前夕的军事民主制时期,军事领袖和政治首脑合为一体,“而这些人手持之钺,即成为权力的象征物”。

  在我国远古时期,人们由于自然知识相对匮乏,常把最好的物品用来祭祀上天和神明。“玉就是人们献给神明的最好祭品。”高西省说,不仅如此,古人还充分发挥想象力,赋予玉器很多内涵,如纯洁、权力等,借玉器表达某种愿望和思想,进而形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。 名称:叔牝方彝时代:西周(公元前1046年--公元前771年)规格:高32.6厘米,口长,23.5厘米,宽,19厘米.重7.75公斤 简介:1947年秋,在洛阳市郊小李村西南处,一座古墓被盗。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,包括青铜礼器鼎、簋(guǐ)、彝、尊、兵器戈、矛、銮铃、马面饰以及玉器、玉刀等。这批珍贵的文物出土后,大多流失海外。1960年市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,发现并收藏了这批文物中的一件青铜器——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叔牝方彝。叔牝方彝呈长方体,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,盖、身、座饰以云雷纹为地的三层半浮雕花纹,其盖、腹主体花纹为饕餮纹,唯口沿下、圈足及盖顶上饰一周凤鸟纹,纹样繁密工细,铸造精工。

  该方彝形制与著名的令方彝、ag88环亚娱乐!折方彝极为相似。它的盖及腹内铸铭文3行12字“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”,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据器型和铭文认为“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”,铭文中的“王姒”是文王之妃太姒,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。这件器物即为王室重器,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之作。国内仅此一件,弥足珍贵。 名称:错金银铜鼎时代:战国(公元前475-公元前221年 )规格:高16.5厘米,腹径13.2厘米。 简介:

  1979年洛阳市西小屯村村民在劳作时,发现了一座地窖,文物工作者闻讯赶来,在地窖里发现了错金银铜鼎。铜鼎盖器组成圆球形,附耳、短流。三兽蹄足盖及腹背饰错金细瓣花、三角云纹,是一件罕见的工艺美术品。鼎,是用来盛装流质食物的器具。铺首衔环,是用来提携的构件,常见于鼎、壶类器物的腹部。而以铺首衔环做盖钮的形制,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。这种错金银的炊食器具,只有王室贵族家中才有,而出土此鼎的地点,恰在洛阳市的东周王城遗址区内。因此可以认为,这件精美华贵的器具,应是东周王室的用品。

  古人的装饰手法有多种。“镶”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,“嵌”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,而“错”则是用厝(cuò)石加以打磨使之光平。错金银,也称金银错,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(zàn)刻出凹槽,然后嵌入金银丝、片等,锤打牢固,再用厝石将其打磨光滑,使之与器物表面相平,最后用木炭和清水打磨,使青铜器表面和金银纹饰各显出不同色泽,映衬出瑰丽的图案,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。金银错这项精细工艺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从另一侧面也展现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。 名称:战国玉人时代:战国时代(公元前475-前221年) 规格:通高7.50厘米 青玉质 简介:

  战国玉人于1987年洛阳铜加工厂出土,作跂坐状,双手交叉置于腹前。跣足交叉于臀下。头戴假面具,面具上附发髻,粗眉大眼,如意状鼻,高颧大口,唇上划须。面具以绳缚于脑后。头顶短发结辫,大耳。上身着鸡心领短袖窄衣,下着短裤。饰以大小方格、三角和条带纹。

  圆雕玉人在晚商和西周时期墓葬重多有出土。多位跪坐和站立状,其用途具有普遍的宗教含义。春秋战国时期玉人的发现不多,且形制矮小。此玉人的出现在当时极为罕见。玉人的服饰及穿戴更是以往所罕见。头戴假面具的形象尤显其神秘莫测的身份,虽然至今对此尚无定论。但一般认为其身份应为驱鬼辟邪正行傩戏的方相士的形象。这为研究我国战国时期服饰及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 名称:东汉石辟邪时代:东汉规格:高1.9米、长2.9米,重达8吨。简介:

  1992年,孟津县会盟镇汉光武帝陵南1公里处,村民正在为挖水渠干得热火朝天。挖至距地表约5米深处时,一块巨石致使施工的村民无法继续深挖。该县文物部门闻讯后,立即组织发掘。多个大型石雕残件相继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。经修复,一座高1.9米、长2.9米,重达8吨的巨型石兽傲然挺立,石兽身长双翼,形似狮虎,威风凛凛。

  这座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块青石雕成,身若虎豹,头类狮子,嘴大牙锐,身长双翼,昂首怒目,长尾拖地,双角直竖,造型非常奇特,似有正欲起飞之感。整个石兽身体比例、神态、肌肉线条恰到好处,形象浑厚凝重,神气十足,极具想象力;从雕刻技法来看,圆雕、平雕、线刻自然融汇,点、线、面、体结合得天衣无缝,展现了汉代炉火纯青的石雕艺术。

  迄今为止,在国内出土文物中,体形这么大、艺术手法如此精湛的石辟邪仅此一尊。 名称:正始石经时代:曹魏正始二年规格:长75.4厘米,宽约50厘米 简介:

 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,太学再度繁荣起来。曹芳继承皇位后,决心整理《熹平石经》碑石,并刻经石作为补充。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(公元241年)开始刻制的《正始石经》。北魏时,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,便就地取材,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。东魏建都邺城,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,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,遭遇塌堤,近半石经掉入黄河,运到邺城时,《汉魏石经》只剩下52块了。公元579年,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。隋朝建立后,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,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。到唐朝初年,魏征收集石经时,已“十不存一”了。目前,国内所有《正始石经》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。

  正始石经于1922年发掘于偃师市佃庄镇太学村,出土后即被保存,它长75.4厘米,宽约50厘米,碑表刻《尚书》,碑里刻《春秋》,有600字左右。 年代:唐代(公元68—907年)

  出土:1987年洛阳吉利区

  简介:三彩灯是唐代使用照明用具。由座、柄、盘、盏四部分组成通体饰绿、棕、白三色釉,座为圆形,覆盆式,表面凹弦纹,并贴圆形宝相花和力士,柄为圆竹体状,似竹节纹,其间和两端分别以莲花与座盆相连,造型优美,釉色鲜艳,是洛阳考古发现中首次发现,更是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。 年代:西晋(公元265—316年)

  规格:通高2.60厘米,长、宽各2.20厘米,重83.2克,含金量70%。

  器形:印面呈正方形,凿刻白文篆书“晋归义胡王”五字,印钮作驼形。

  简介:此印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。1973年交洛阳博物馆收藏。

  从此印的印文看,毫无疑问是晋朝印章。归义,即归化、降顺。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。从这枚印在甘肃得来,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得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。据文献记载,晋时匈奴归义之事皆发生在晋武帝时,故此印应为晋初武帝时之物,并由此得知这也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,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,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。印钮作驼形也是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、羊为钮的传统习惯。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,字迹规正刚健,造型古朴简练,也是严格继承汉印风格的典型,时中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。同时,为研究我国古代篆刻和造型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 基本陈列,位于展馆一层,分三个展厅。展览以时间为序展示河洛文明在史前时期、夏商周时期、汉魏时期、隋唐时期、五代北宋时期的发展历程。荟萃历代文物精品,展现“若问古今兴废事,请君只看洛阳城”的沧桑感与自豪感。其中重要展品有商周青铜器、有组合的西周铅器和多种器形的“原始青瓷”,春秋时期的“齐侯宝盂”,战国时期的金村大鼎和“繁汤之金”剑,西汉的彩绘壶和北魏王侯的仪仗俑以及绚丽多彩的唐三彩等等。展品中有一批国家一级文物,包括一些孤品,有相当一部分为首次展出。陈列辅以现代科技手段,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古都洛阳悠久的历史,灿烂的文化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“河洛文明”陈列在2013年入选第十届(2011―2012年度)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。

  史前时期:明星文物当属陶火种器,这是古人用来贮存火种的器具,为我国史前考古首见。

  夏商周时期:距今四千年前,洛阳已经开始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朝故都斟鄩,洛阳博物馆辟出独立展厅展示夏代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文物,这在国内外收藏机构中绝无仅有。其中,微雕绿松石兽高仅半厘米,对于研究我国微雕技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。二里头遗址的发掘,使人们对夏文化在豫西地区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,展出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模型,使人们能够感受四千年前我国王朝都城的建筑规模。偃师商城遗址出土文物展现商代早期的文化特点。子申父己铜鼎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,制作精美,尤其鸟形扁足颇为独特,是商代晚期典型器。

  西周文物有叔牝方彝、方座簋、兵器、饕餮纹方彝、甬钟等。东周时期文物有错金银铜鼎、铜尊、盂、俑、盘、匜、铜壶、石磬等多种器物,其中齐候宝盂是洛阳出土的最大、最重的青铜器,重达75公斤,口径70厘米,可谓“盂中之王”。铭文是研究周王室与诸侯联姻关系的重要资料。展出的越王鼫与矛、吴王夫差剑是春秋战国社会动乱,战争频仍的明证。其中越王鼫与铜矛是越王勾践之子鼫与的兵器,是洛阳地区首次发现的越王兵器,对于研究周王室与越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铜方镜则是运用了青铜透雕工艺,构思新颖,国内罕见。另有玉人一件,系国内孤品。此外,四系青瓷罍,釉面光亮,施釉均匀,吸水性弱,花纹朴素大方,保存完整,是原始青瓷中的精品。洛阳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,证明洛阳是当时原始瓷烧造的中心。兔纹铜觯,在颈部装饰一周生动的写实兔纹,比较罕见。哀成叔铜鼎,铭文记载哀成叔生平,共54字,这样的长篇铭文在东周时期极其罕见,具有重要史料价值。

  汉魏时期:这一时期包括西汉、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等五个王朝。通过这一时期文物的展示,再现汉魏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大发展、民族大融合时期,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的风貌。展出的文物有:各种杂技俑、彩绘陶壶、釉陶器、王莽钱币、铜镜、玉饰等,最令人瞩目的是“熹平石经”、“正始石经”。太学是东汉时期国家最大的教育机构,太学生多达三万多人,石经是为了统一儒学经典文字、平息古今版本之争而刻立于太学之前的,现存的残块是文化史上的瑰宝。

  在汉代葬俗中,盛行在墓壁上绘画,从日月星象,升仙打鬼,历史典故到迎偈出行、歌舞宴饮。既有思想观念,又有生活场景。这次展出的有“出行图”(东汉原品)、“升仙图”(摹本)、“大傩宴饮图”等。

  石辟邪,出土于汉光武帝陵以南,系完整青石雕成,浑厚凝重,神气十足。釉陶博山炉,镂空浮雕力士和诸多动物,形象生动。釉陶博山炉,在洛阳汉墓中少有发现。陶风车与米碓,制作科学,功能齐全,是研究古代农业机械史的重要实物资料。彩绘陶百花灯,通高92厘米,塑造众多羽人和动物形象,绘以红黑两色,美丽绚烂。草叶纹釉陶罐在肩部饰有四组白色S形草叶纹,是汉墓随葬品中极为少见的装饰纹样。斗兽纹绿釉陶壶,釉色清新光亮,纹饰为汉代比较罕见的浮雕斗兽纹,是低温釉陶中的精品。晋归义胡王金印,印文是当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,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。鸡首青瓷壶,通体青釉,开片细腻均匀,是北魏青瓷中的精品。

  隋唐时期:洛阳发掘的隋唐文物展示,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洛阳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历史风采。展出了东都洛阳城的沙盘模型,发掘出土的建筑构建,各种各样的彩绘俑,镇墓兽及名闻遐迩、色彩艳丽的唐三彩及各种铜镜、金银器等。展出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,铸造年代分别相当于隋和北魏,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传到洛阳的,也印证了丝绸之路起于洛阳这一观点。

  展出的唐三彩,种类众多,釉色绚丽,其中有神态各异的人物俑,有栩栩如生的动物俑,还有古朴典雅的生活器皿,特别是唐代女俑,体态丰满,神情安逸,衣着华丽,发饰多样,反映了泱泱大唐帝国民富国强、歌舞升平的社会面貌。隋唐东都城皇城宫城沙盘模型,以方寸之地再现了规模宏大。布局严谨、设计天成的隋唐都城。

  白居易故居、唐恭陵哀皇后墓和神会墓出土文物是这部分展区的独特亮点。洛阳城内的白居易故居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名人宅地进行的发掘活动,发现与白居易有关的经幢、石砚等文物。唐恭陵则是洛阳唯一一座唐代帝陵,哀皇后墓出土精美绝伦的蓝色与红色釉陶器,器形饱满,釉色晶莹,尤其蓝釉器极其罕见,为稀世珍宝。其中的蓝釉灯为我国首次发现的通体蓝釉器物。神会是唐代禅宗七祖,其墓中出土多件珍贵佛教用品,如长柄焚香铜炉,塔顶铜盒、铜净瓶,都是研究唐朝禅宗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  其他珍品还有:银鎏金錾花鱼水纹海棠式盏托,盏是海棠花形,托呈椭圆荷叶形,水波、鱼子纹地上有双鱼环绕,是唐朝金银器中的精品。石蟾蜍,洛阳上阳宫溪流上的泄水装置,是研究唐朝上阳宫的唯一实物资料。

  五代北宋时期:这部分的精品有:瓷象棋,卒子齐全,时代确切,是考古发现年代和出土地点明确且保存最完整的瓷质中国象棋。泗州大圣石像,泗州大圣即唐朝初年西域何国人僧伽,他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。该造像碑保存完整,形象传神,有确切纪念,极为少见。 洛阳博物馆正门前东西两侧的一层附属建筑为牡丹花都特产展厅,面积约3600平米,主要汇集了河南省内尤其洛阳的知名特色食品、牡丹食品及农副产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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